因为自己的年仅十岁的孩子患上了肝硬化,这位80后母亲要用自己体内的肝脏来救治孩子,但是母亲的肝脏患有了脂肪肝,并不符合肝脏移植条件,于是这位母亲开启了自己的减肥之路,80后母亲割肝救子,在20天的时间内成功减掉了13斤,终于在两个月的时间后完成了肝脏移植手术。
为了救孩子
一位母亲会做出怎样的牺牲
2017年4月10日8点30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场活体肝移植手术即将进行。
暴走妈妈高红梅
捐肝者是母亲高红梅,接受肝移植的是10岁的儿子席卓凡。
通过手术,母亲要将自己三分之一的肝脏,移植到儿子体内,为了这一天的手术,一家人已经准备了两个月的时间。
36岁的高红梅和爱人都是河南新乡的农民,带着孩子在郑州郊区打工。
和无数的打工者一样,两口子起早贪黑,为的只是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今年的2月12日,儿子席卓凡的寒假即将结束,第二天就要开学了,但就在那天晚上,夫妻俩发现了儿子身体的异常,原本平静的生活被突然打破。
记者:最初孩子有什么异常的反应?
高红梅:最异常的反应是,那天晚上,我说孩子,你去洗洗澡吧,你看明天就上课了,该换的衣服换换,你看在家歇一个月了,马上新的学期开始了,他说好,洗洗澡出来了,撅着肚子出来了,就这样,撅着肚子出来了,我说你的肚子怎么回事,咋这么大,他说我也不知道。
记者:以前没有其他的这种异常吗?
高红梅:以前一点异常都没有。
记者:就是突然?
高红梅:对,他说也没有什么,他说就是这两天,咳嗽的时候,震得肚子疼,感觉肚里有水一样,所以我领他上医院看看,大夫说,你上大医院去检查吧。
记者:当时确诊不了吗?
高红梅:对,因为已经12日晚上8点多了,他说这没法说,看着反正,他说那话,我感觉不是平常的病,我以为他是撑着了,或者是怎么。但是确实是特别明显,从胸部往下。
记者:胀是吗?
高红梅:胀得不像个样。
第二天一早,高红梅让丈夫带着儿子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下午两三点,高红梅不放心,请了假赶到医院。
高红梅:到下午3点的时候,我问他爸,我说你看看,这上午医生也检查了,这是啥病,这小孩这么大一点儿,这到底是啥病,他说情况不好,我说怎么个不好法,这不就是肚子大吗,这身上有点浮肿,他不给我说,我说你不给我说,我找主任去,我说你看这检查一天,没个结果,我心里头一直很急,然后他说你出来吧,我两个到走廊里头,他跟我一说,我们俩就在那忍不住一直哭。
记者:他怎么跟你讲?
高红梅:他说小孩得了肝硬化。我以前听说过肝硬化,但是我这个小孩这么小,肝硬化,我不知道肝硬化来到他身上,我想着都是三四十岁,五六十岁那样的有肝硬化。
记者:孩子才?
高红梅:10岁,我两口子在那儿哭,一分院的主治大夫下班了,他看见我们俩,他说我也理解当妈的心情,我说你们是不是误诊,他说不会误诊,做个彩超都能做出来。
听从医生的建议,席卓凡被迅速转移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院进一步确认席卓凡的肝硬化非常严重,肝脏已经无法满足身体最基本的需要。
记者:您刚才说这话的时候,突然高兴起来了。
高红梅:对,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可高兴,因为他爸的不管用,用我的,检查的各个项目都符合,挺好的,也算是好消息,他要说真是不管用的话,天都塌了,天都塌了。
然而,切去部分肝脏,对于捐献者来说,还是存在健康的风险的。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19位捐肝者死亡的案例。虽然肝移植的技术在逐渐增强和完善,但术后并发症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记者:最坏的结果会是?
医生:就是最担心的结果,我们就怕,切了肝脏以后,受体这个孩子得到挽救了,而他妈妈因为肝脏,因为其他原因,比如出血,或者这种意外的风险,如果对麻药过敏,或者这种呼吸心跳骤停这种情况。
高红梅:当时医生给我说的时候,我听了我也掉泪了。我也怕,我也怕毕竟这风险,我们娘儿俩上手术台有风险,你要说没风险是不可能,有风险,但是我想着我的风险,比孩子小得太多了。
记者:但是医生讲,其实你的风险也不小,毕竟是活体的一个移植切割。
高红梅:对,我到最后我没这样想,我一直都是,我要把我的肝给孩子点儿,把孩子的命救回来,这是我的最终的目标。妈要救你,你要坚强,孩子,你要坚强,妈妈一定救你,让你好起来,不会再受罪。
因为席卓凡的病情严重,肝移植手术不能再拖,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虽然高红梅符合给孩子捐肝的条件,但检查结果显示,高红梅患有脂肪肝。
医生:检查结果,还是有点肝弥漫性回声改变,以后每天早上要去运动,把脂肪肝减下去,因为脂肪肝比较重的话,做完手术以后,小孩的肝脏功能指标,恢复得就慢一些。
医生把肝移植的手术时间推迟了三到四周,这段时间,先通过输液把小卓凡的病情稳定住。对于平时没有锻炼习惯的高红梅来说,她需要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的脂肪肝减掉。
高红梅:这两个星期非常重要,所以我要坚持,把我的脂肪肝减下去,不然的话,我会后悔死。
于是,这段时间,除了照顾孩子之外,跑步成了高红梅每天的主要内容。
高红梅:早跑下去脂肪肝,早点把孩子的命救回来。
每天早上5点多钟,高红梅开始下楼梯跑步。肝移植病区在12楼,从知道只有运动才能把脂肪肝减掉,才能给儿子正式实施手术捐肝的那一天起,高红梅就不再乘坐电梯。除利用病房的楼梯、医院旁的河边跑步外,有好心人还帮助高红梅联系了一家健身房。
高红梅:我每天早上出来在下面,跑几圈,然后照顾孩子吃吃饭,9点半我再去健身房,我练到12点。
记者:练什么项目?
高红梅:跑步机。每天不停地跑,两个小时。
记者:能坚持下来?
高红梅:能,我真坚持下来了,真的,叫我坚持了这么多天,中午回来给孩子买了饭吃,我睡一个小时,我下午还去,还去,还是两个小时,还有那个机器,我一直都是用那两个机器,有时候做做其他动作,我整整坚持了这么长时间。
记者:平时从来没这么运动过?
高红梅:我没想过,我会运动这么多,但是这一次为了孩子,把我最好的肝给孩子,感觉值了,值了。
高红梅每天只吃很少的主食,有时夹块肉送到嘴边,又塞回碗里去。她说自己有时太饿了,控制不住吃点东西,吃完了就会很自责。
这是一场与病魔的赛跑,但给高红梅的时间有限。由于要为手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高红梅不能过度节食,不能依靠减肥药物,只能依靠大运动量锻炼。每天的运动量都在10公里以上,二十天的时间,高红梅成功减重十三斤,脂肪肝也完全消除,手术时机终于成熟了。
记者:那天医生告诉你这个体检结果?
高红梅:听见很高兴,终于能给孩子手术了,孩子天天在医院待着,天天说没意思没意思。
记者:卓凡知道妈妈在外面跑吗?
高红梅:我孩子有时候也说,妈你辛苦了,听见孩子说这话,很欣慰,很高兴。
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肝移植手术确定在4月10日进行。
记者:在做手术前一天晚上,你们一家三口,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吗,会说吗?
高红梅:我当时我就跟老公说,要真是叫你选择的话,一定救孩子,我当时就给他说一句这话,孩子是我的命,你放心吧,都没事,这是医院,咱得相信医院,相信医生,相信咱医院。那天晚上,一夜我都没怎么睡,也提着劲呢。
医生:你看这肝就剩一点了,这些都是水,这些都是水,严重的肝硬化。
郭文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席卓凡的主治医生。
记者:您当时怎么跟他的家长讲这些?
医生:因为孩子特别小,只有10岁,因为他以后的路还很长,所以我们就跟家长谈,移植是唯一有效的,能够改变孩子以后的,人生轨迹的一种治疗方法。
高红梅:当时说叫肝移植,想着都没听说过肝移植,当时那时候他说肝移植,给小孩换肝,能保住孩子的命,我说那换,我说只要能救孩子的命,怎么样都行。
器官移植,是挽救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患者的重要手段。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器官短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但仅有1万人能如愿得到移植,供需比例只有1:150,尤其是对于只有十岁的席卓凡来说,要等到一个和他相匹配的肝脏,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向高红梅和其爱人征求意见,是否同意为儿子捐献肝脏,即进行亲体间器官移植。
作为一家之主,高红梅的丈夫首先决定,用自己的肝来救儿子。
高红梅:他爸说,换肝吧,只要能保住孩子的命,怎么样都行,我说那行,先体检他爸的,他爸的第一项都没过去,做了个增强CT。
记者:不符合医学标准?
高红梅:对,他不符合,他说用你的吧,我说行,用我的用我的,只要能把孩子的命救过来,用我的也行,用我的吧。
记者:您体检完之后的结果呢?
高红梅:一切正常。
责任编辑:罗婷
标签:母亲,割肝救子,减肥
妈妈的注视图片来源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