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蛟：为圆强军强国梦 潜心数载铸“空盾”

 　　作为“两弹一星”“红旗一号”防空导弹的亲历者，彭海蛟跟随导弹之父钱学森、张履谦、宋健等，从科研、设计、生产、总装、对接、联调和国家靶场的试射，他一路见证“红旗一号”的成功。

　　全班二十多人毕业后都跟“两弹一星”有关

　　彭海蛟是益阳岳家桥竹根岭村人，1937年出生时，正值抗战。所以，小时候的他在闭塞的小村庄里，时常想象自己长大后造武器的情形。“我几乎没上几天小学，但是1950年，我很顺利考上了离家不远的宁乡二中初中部。”那时住不起校，他和村里的小伙伴租在宁乡街上一老人家里，一间房四个人，除了上课，吃喝拉撒都在那。他每周回一次家，带的干菜和大米就能管一周。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他考上了长沙一中。学校到家有100里路，碰上假期，他经常凌晨1点出发，走到家时已经上午11点了。那几年的锻炼，也为他之后能吃苦耐劳打下基础。

　　1956年，他考入军工院校——北京工业学院，分配到导弹自动控制系，真正跟“武器”扯上关联。“我初中上课时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时都脸红到脖子根上，没想到真要研究导弹了。”

　　1958年，对彭海蛟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他在院勤工俭学活动中，利用50多天暑假时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压力应变自动测量仪”，这个发明填补了当时国内的空白，被学校评为勤工俭学一等奖，校团委授予他优秀团支部书记，也为他接下来的道路做了铺垫。

　　1960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苏联将在中国援建项目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及工程项目的设计、工艺图纸、技术资料等全部撤走。学院在这紧急关头选拔业务能力较强的师生接替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教学科研项目。彭海蛟被选中，成为导弹自控专业的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他带领20多个学生下工厂实习，编写论文，跟学生一起毕业。“学校把我当老师培养，但‘两弹一星’急缺专业人才，我带的班20多名学生全部分配出去。”

　　在“红旗一号”靶场失眠常坐起来数星星

　　1961年9月，彭海蛟进入国防部导弹设计院二分院，成为“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工作。

　　“工作在永定路，埋葬在八宝山。”这是他刚接触“两弹一星”项目时的第一印象，这句话每天充斥在他耳边。还没来得及领悟，研究室主任张履谦就带着他和工作组以驻厂军代表的身份下到各工厂与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了。他从事“红旗一号”防空导弹科研、设计、生产、总装、对接、联调和国家靶场的试射任务，那时候没有设计图纸，更没有技术资料，全靠着自己摸索。“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就曾回忆，没有大型计算机，只有一部手摇计算机，用人工计算;一遍不行，就算十遍;十遍不行，再算百遍!最后，废掉的草稿，堆了满满一屋子。

　　1961年到1963年底，彭海蛟他跟随张履谦在西安、天津、太原、成都、宝鸡、北京等地“红旗一号”的部件生产工厂对接，他们工作组十几个人跟工厂的工人、工程师同吃同住，通宵达旦。

　　1964年3月，“红旗一号”地面设备运往国家靶场(戈壁滩)进行打靶试验。戈壁滩的环境和生活物资供应条件非常差，“我们住的是帐篷房，吃的玉米粗粮。其他诸如干菜土豆，大白菜等全是从外地运来的，本地不生产粮食蔬菜。”彭海蛟记得，那里最难忍受的是变化无常的天气，夏天十多人挤在一个小帐篷里，蚊虫多，又加上工作压力，整晚失眠，睡不着怎么办?就坐起来数星星看月亮。那里的日光刺眼，月亮倒是极好看的。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试验终于开始。“我虽然籍籍无名，但是当时这个靶场发射方案是集体创作出来，我主笔的。”1964年9月16日上午9点半，“红旗一号”试验团队准时到达发射基地，半小时后，岳振华指挥长发出打靶的命令，装在发射架上三枚“红旗一号”防空导弹三弹齐发，15秒内成功击落了二万五千米高空的无人自动驾驶靶机，试验成功了。回忆这些，彭海蛟抑制不住激动，摘下眼镜的手还在颤抖着。

　　“出差”“执行任务”是跟家人说得最多的词

　　在第一代“红旗一号”防空导弹研发期间，彭海蛟和同事们一样，上班军装，下班便服，很是神秘。就连他的妻子和父母都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这期间，他跟家人说得最多的词就是“出差”“执行任务”。

1963年彭海蛟与樊春华结婚照

　　“我们1963年2月23日结婚，他在北京，我在宁乡，两地分居十多年。”比彭海蛟小20天的樊春华说起老伴这段经历，不由得叹了口气。他们俩是初中同学，樊春华初中毕业进入宁乡师范，从事教师工作，而彭海蛟上了大学，成了“两弹一星”的见证人。两人结婚时，正是彭海蛟参与“红旗一号”防空导弹设计期间。“我们那时候一年有两次机会见面，我一年可以回家探亲一次，她可以来我那里一次。”彭海蛟说，那时候因为身份特殊，家属探亲并不方便。他们已经进入戈壁滩国家靶场，这个基地是绝密，所以碰到家属探亲，时常人在戈壁滩，安排见面则在兰州、玉门等地。他们经过特准后，可以在周末两天时间见家属，“我自己没有经历，我同事他们就有这种经历，那时候周五晚上8点出发，早上5点到见面地点，两人待的时间不超过二天，又得乘车去基地了。”

彭海蛟夫妇在客厅观看建军90周年阅兵

　　1971年，彭海蛟转业回到长沙，跟樊春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他被安排到湖南省计算机厂二车间，做仪表和显示器。在牛角塘社区里住了十多年，大家亲切地叫他“彭爹”，他每年都会给社区的同龄老人赠送一份礼物，每年节日里还会给自己家乡的五保户送去慰问。现在他又作为社区的青少年辅导员，给孩子们讲“两弹一星”艰难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