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立雕
6.被祖父母招回家乡与母亲完婚
事后，外交部（学校是用庚子赔款办起来的，所以归外交部领导）和学校当局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态度有所软化，提出只要悔过认错，写一份悔过书，29人就可以回校，次年出洋。父亲等同学认为自己丝毫没有错，坚决拒绝写悔过书；最后外交部颁发了一纸“部令”说什么“诸生当时尚非主动，事后，酌理衡情，不无可恕，应准将留级办法缓办执行”，想自己下台阶了事。父亲等同学认为他们是求仁得仁，何“悔”之有？他们自始至终，光明正大，有何“自新”之必要。父亲写信告诉高堂二老：“贪此小惠而遗玷终身，君子不为也。”“我现在决定仍旧做我因罢课自愿受罚而多留一年之学生，并不因别人卖人格底机会，占一丝毫便宜，得一丝毫好处。”他和罗隆基、吴泽霖、高镜莹联名写了一篇《取消留级部令之研究》，公开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对“部令”作了严厉的驳斥，最后提出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天下底事还有比出洋更要紧的没有？”
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父亲以无私无畏的气魄，经受住了一次人生的严重考试。23岁的他胜利了！最后，外交部和学校当局只得不了了之，他们29人在推迟一年之后一个不缺地都得以登船赴美。朱自清说父亲“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又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这是从诗人、学者、斗士三重身份和品格来说的，其实，如果包括他做学生的时期，则其学生时期斗士味儿就已经很足了。“五四”和“六三”罢考这两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父亲从青年时期就是这样一种人，是非观念特别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原则性特别强，不管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他觉得不对、不好，就忍不住要讲话，要批评，要斗争。
1922年2月，父亲被祖父母招回家乡与母亲完婚。他与母亲的这门亲事是童年时期双方家长包办的娃娃亲。
母亲姓高，原名高孝贞，父亲牺牲后改名高真。1903年出生（比父亲小四岁），浠水的邻县黄冈县潞口镇人。我的祖母与我的外祖母是叔伯姐妹，因而父母亲是姨表兄妹，他们的结合是俗话所说的亲上加亲。外祖父家是个官宦世家，很早就定居到了武昌。外祖父曾就读于京师法政学堂，在广东饶平县、绥远（今之内蒙）、安徽船务局和高等法院等地区和单位任过职，经历比较多，见识比较广，思想比较开明。母亲小时候怕疼不愿缠脚，他就不勉强；旧社会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让儿子读书，不让女儿读书。然而，母亲看到舅舅们上学读书,闹着也要读书认字，外公也依了她，让她跟着哥哥们在私塾里旁听；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长得聪明伶俐，外公十分疼爱，视为掌上明珠，有时会客也把母亲带上。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既有大家闺秀的共性，又不完全同于深居绣楼的千金小姐，见过一定的世面，眼界比较开阔；既懂得必要的家规，又带有某些新时代的烙印，言谈举止文明礼貌，待人接物落落大方；眉清目秀，穿着入时。在当年那个时代，像这样的条件，做闻一多夫人，无论讲人品还是相貌都堪称郎才女貌很般配，父亲实在是没什么可挑剔的。
然而，父亲对要他完婚成亲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他觉得清华虽然是毕业了，但是出国还要学习好几年，如果结婚那就难免不有所分心，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因而，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后来梁实秋说，他接到我祖父母要他回乡结婚的信，“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在他头上”，毫无思想准备，顶牛顶得相当厉害，好长时间就是想不通，这个劝，那个劝，不管谁劝都没用。但是，他毕竟是孝子，怕惹得高堂二老不高兴，最后只得在老人同意不祭祖、不跪拜磕头、不闹洞房等条件下委屈从命。事后，他告诉两位大人“我之此次归娶，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我自揣此举，诚为一大牺牲，然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通常情况下，“结婚”是人们一生的一大喜事，而在他心目中却是“一大牺牲”；他之结婚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父母。这样的婚姻，嘴里虽然说是“应当并且心愿的”，实际上内心很不舒畅，很苦恼，从而埋下了后来相当长时间的内心痛苦和满腹牢骚。
7.实在也有些冤枉了母亲
蜜月里父亲除了每天与母亲定时向双亲大人和哥哥、嫂嫂请安，应酬客人，回访亲戚朋友之外，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写论文——《律诗的研究》中去了。这篇论文长达两万多字，估计母亲为此坐了不少时间的冷板凳。
3月中下旬，父亲度完蜜月，准备回清华。回娘家本是历来的习俗，但是浠水、武昌距离甚远，婚后，父母亲始终未能履行这一程序。此刻父亲回清华要路过武昌，就和母亲商量乘此机会去拜望老丈人和丈母娘，顺便也把母亲送去住一段时间。父亲最关心的是母亲的读书问题，结婚时他向祖父母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婚后送母亲去读书，希望母亲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妻子。所以，临别时他特别叮嘱母亲早些回来，好去上学读书。然而，父亲走后两个月母亲依然还在娘家，父亲写信催了好几次，母亲不但没有及时回婆家去，连信也没有回一封。父亲大为恼火，郁积在胸中的烦恼与苦闷一下子爆发了。
1922年5月7日他在给我叔父闻家驷的信里对封建的旧式家庭发了一大通牢骚，把家庭称为“黑窟”，说：“我真怕再进那家庭之黑窟！”“家庭是怎样的妨碍个人的发展啊！细肝，细心，细鼻，细眼，讨厌极了”，“我一想起，我便为之切齿发指，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家庭是一把铁链，捆着我的手，捆着我的脚，捆着我的喉咙，捆着我的脑筋；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
那时武昌是湖北的省会，我叔父恰好正在省城。父亲平时在家里与我这位叔父关系特别亲，所以这时有苦就向他诉说：“我本要一嫂（父亲在家里大排行第11，家里人为了简便，称呼他时只用一个”一“字）早回家读书，她没有回去，并且也不写信告诉我……到现在还没有信来……这是什么道理？”“你去告诉她，我还愿意跟她作个很好的朋友，她若还是这样糊涂，我连朋友也不要了！我是没有道理讲的，我这样想了，便要这样讲，讲了，便要这样做。”父亲甚至产生了悲观绝望的情绪，说：“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我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世界有什么留恋的？活一天算一天罢了！”“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我将以诗为妻，以画为子，以上帝为父母，以人类为兄弟罢！”
其实，母亲也有母亲的难处，她之所以没有回去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上的因素。客观上，军阀混战连年不停，交通时时被阻，路上很不安全。主观上则是受不了浠水闻家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我们闻家是个封建老规矩甚多的旧式大家庭，祖父和那些伯伯叔叔们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的老夫子，温情不足，严肃有余，这也不准，那也不许，走路要斯文，步子迈大了不行，走快了也不行；说话声音要小得像蚊子嗡嗡一样；笑，要捂住嘴，不准笑出声；吃饭不能上席；甚至母亲那双大脚，都多次被妯娌们讥笑、耻笑……母亲从小在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外公家长大，又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唯一的千金，怎能过得惯那种天天受约束的日子！加之新过门，上上下下人都不熟，父亲又不在，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所以，她实在是打心眼里不想回去。这些情况父亲当时并不知道，所以，说实话，父亲发脾气实在也有些冤枉了母亲。
1922年5月，学校公布了出国留学同学名单。当时尚无越洋飞机，出国远行一般都要坐船，学校已经为他们预订了7月中旬从上海起航的船票。5月下旬，父亲回家同家中老、小亲人告别。至此，父亲在清华十年的学习正式结束了。十年前入学时他还仅仅是一个憨气浑身的小巴河佬，毕业时，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基础，初步形成了爱国、爱人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胸怀报国大志和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青年。这十年对他以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他为迈出学校，走向社会作准备的十年。
8.开始了远离祖国的留学生涯
1922年8月1日父亲到达了美国，开始了远离祖国的留学生涯。他在美国学的是美术，时间一共是三年，三年换了三个地方、三个学校，而在三个学校又是三种心态。第一年在芝加哥，入的是芝加哥美术学院，第二年在科罗拉多州的柯泉，入的是科罗拉多大学，第三年到纽约，就读于纽约艺术学院（按：英文直译为纽约艺术学生联盟）。
父亲不远万里到美国去学美术，是一个不得已的选项，是经过一番犹豫、踌躇之后才定下来的。父亲对美术很有兴趣，但仅仅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并没有打算作为终身职业。他最大的爱好和志愿是从事国学研究，当个中文老师，教中文。这方面他既有浓厚的兴趣又有相当的基础，然而，要进修、深造中国国学，只能在国内，到美国有什么国学可学呢？改学理工、政法或其他学科，他既没兴趣也没条件，为此，别人对去美国学习，求之不得，而他则并不热心，甚至曾想根本放弃这次留学机会。后经美术老师及梁实秋等好友一再劝说、怂恿，才和大家一起登上了开向美国的远洋客船。
第一年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度过的。这一年，父亲在学习上大获丰收。开学仅两周就“成绩颇佳，吕蒙教员之奖许”，他告诉双亲大人“美国人于此道诚不足畏也”。两个月后又向家中报喜，说:“我上月成绩又进，七门功课已得六超等矣。”“洋竖子不足畏也。”到1923年2月，即四个月后他又报告父母“现在的分数是清一色的超了”。按照美国的评分制度，“超”是最高的一等。所谓清一色的超，就是说他的功课全部都达到了最高分，获得了大丰收。所以学校称“他是全年级成绩最优秀者之一”，颁发给他最优等名誉奖。
这一年，父亲最大的成就是新诗，他在新诗创作和新诗评论方面都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和收获，前者的标志是《红烛》诗集的出版（其中“孤雁篇”、“红豆篇”基本上都是留美这一年的作品），后者则是评郭沫若《女神》诗集的文章《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女神之地方色彩》。
父亲学的是美术，但实际上诗兴比画兴浓，心思差不多都放在创作新诗上了。这个时期，就其成就来讲，诗也比画多、比画大。“孤独”刺激他更加思乡，怀旧，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和朋友；种族歧视，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强化了他的爱国意识。梁实秋当年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对父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多次谈到父亲的爱国思想和表现，他说：“一多是一个极敏感的人，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受人歧视便愤不可遏。”又说：“他的爱国精神特别强烈，感觉也特别敏锐”，“在国内面对着那种腐败痛苦的情形他看不下去，到了国外又亲身尝到被人轻蔑的待遇他受不了……”
1923年9月他的诗集《红烛》在梁实秋的帮助下，经郭沫若介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该诗集是父亲早期新诗创作的代表作。《红烛》诗集是父亲新诗创作的第一个丰产期的代表作。其中一半是在清华时期的作品，一半就是留美初期的作品。朱自清先生说大概从1925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1929年任教于青岛大学，可以说是父亲的诗人时期，其实，严格讲这个时期还可以往前延伸到他在清华读书的后期。
《红烛》是父亲头一胎文学之子，出版时他非常谨慎、郑重，其中的诗几经筛选、调整、增添，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他自己筛选了之后又将“全权”交给梁实秋，叮嘱他：“随你打发……删得只剩原稿的三分之二，我也不稀奇。”除此之外，他对书的封面、书的纸张、封面的纸张及其颜色、书内的排印格式等也都是几经斟酌才最后定了下来的。例如，他原来曾想采用有图画的封面，但他自己绘制“更改得不计其次，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满意的”。最后干脆放弃图画封面，说：“我觉得假若封面的纸张结实，字样排得均匀，比一张不中不西的画，印得模模糊糊的，美观多了。”同时，他还认为由他绘制封面肯定免不了是西洋式的，而他说：“我正不愿我的书带了太厚的洋味儿。”
9.一对友谊很深的神交密友
《红烛》除序诗外共有诗103首。这些诗的特点是想象力和情感特别丰富，既有中国古诗的遗风，又有现代新诗的特点，代表了当时父亲在新诗创作方面的最高水平，是中国新诗坛里的又一支璀璨的艳葩。从此，“闻一多”三个字从校内走到了校外，跻身中国诗坛，成为我国早期新诗界的“诗人”之一。
《红烛》中既有一般的抒情诗、爱情诗，也有爱国思乡诗，而最有生命力的是爱国诗。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关于爱国诗价值更高的说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红烛》中的爱国诗可以《太阳吟》《忆菊》两诗为代表。
这两首诗写好后，他抄寄给国内的朋友们看，但提醒朋友们不要误会他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红烛》和后来的《死水》相比，明显带有初出茅庐的痕迹，只是“闻一多诗”的青年时期，其艺术的锤炼，思想、精神的传递都不如《死水》更为精道纯熟，此外，风格上也还没有形成“闻一多诗”独特的诗风。后来父亲好像也有些另眼看待，曾对人说那是已经“过继出去了的儿子”，20世纪40年代编《现代诗抄》时，《死水》中选了8首，《红烛》中一首也没选。
除创作新诗外父亲还花了一定的时间研究和评论郭沫若的《女神》诗集，《女神》是1921年8月出版的，当时，父亲看了很受启发，同时也有些想法，收集了些资料，准备写评论文章，后因时间太仓促没来得及动手。后来到了美国反而有时间写了出来，题为《<女神>之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创造周报》发表时分解成了《<女神>的时代精神》《<女神>的地方色彩》两篇文章。文章既肯定了该诗集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也指出了该诗集不注意地方色彩的缺点。文章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即“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在此前后，父亲还著文对郭沫若的一篇译诗中某些翻译上的错误提出商榷。郭沫若态度非常诚恳，文章发表时亲自代为校对，并说：“我一面校对，一面对于你的感谢之念便油然而生。你所指摘的错误，处处都是我的弱点……我于改译时务要遵循你的意见改正。”
直到这时父亲同郭沫若还没有见过面，但他对郭沫若是发自内心地钦佩，“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说：“当今诗人郭沫若、田汉、徐志摩颇可观，此外无人也。”有一次《密勒氏评论报》征选中国现代十二大人物，他就投了郭沫若一票。父亲和郭沫若那时虽然尚未谋面，但已经有了很深的神交。后来他们走着同样的路，都是从现代文学而进入到古代文史，又从古代跳出来，面对现实；都是经过民主主义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因而名副其实地是一对友谊很深的神交密友。
在芝加哥的这一年也是父亲心情最不舒畅、精神上极为痛苦的一年。首先是严重的孤独感。当年在国内，回家有父母兄弟，在学校有众多同窗好友，大家在一起生活、学习，其乐融融；现在突然来到这个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心理上一下子不能适应。清华同学在芝加哥的倒也不少，但是进美术学院的就他一个。平时环顾左右，不是黄头发蓝眼睛就是蓝眼睛黄头发，连个说话谈心的人都没有。偶尔有一两个黄皮肤黑眼珠的同学，还是本地出生的华人，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在这种环境里父亲不由得产生了痛苦难熬的孤独感，他告诉家里和朋友们说，这回是真正体会到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的味道了；他把自己称作“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把自己的生活称为“干枯孤寂的留学生活”，说“这一年生活苦极了”，“动辄‘冷泪盈眶’”。他非常想念家里的亲人和同学们，天天渴盼远方来信，几天收不到就如坐针毡焦急难耐，他恳切地企求朋友们“不要忘了那半球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
10.也许是永远无法解释的谜
其次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当年美国种族歧视十分严重，而且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一次清华同学陈长桐去理发，坐在里面等，比他来得晚的人都理完了，就是不给他理。他问理发师这是为什么，理发师回答说：“我们不伺候中国人。”陈长桐气得跑到法院去告状，没料想官司倒是赢了，理发师也道歉了，但最后他又说：“下回你要理发请通知一声，我带了工具到你府上来，千万请别再到我店里来！因为你们进了这个店，白人就不来理发了，我的生意就不好做了。”父亲给梁实秋讲这件事时，气得脸红脖子粗地愤愤不平。还有一次，梁实秋等三人开车出去下馆子，不料与一个美国人的车相撞，警察看他们是中国人，不由分说就把那个美国人放了，而把他们连车带人带执照扣下了，并且要他们交罚款。不管梁实秋等怎样辩解都不行，最后只好交了170美元。梁实秋回来后对父亲讲这件事，父亲气得把手中的画笔都敲断了！父亲是个有非常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的人，遭遇此等歧视和屈辱，岂能不痛苦和愤怒？父亲本来对留美就不积极，现在，对美国就更没好感了，更觉得美国不是中国人呆的地方了。
最后，包办婚姻问题引起的涟漪，也是影响父亲这一时期心情的一个因素，虽然不是主要的，但确实是重要因素之一。
父亲在婚姻问题上的心态是很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不称心、不如意；另一方面又不愿坚决拒绝和抵制。本来，在他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对待包办婚姻的态度是，女方过了门，男方根本不承认，在外求学、工作，连家也不回，时间久了，经过自由恋爱，另外成立了家庭。父亲不愿走这条路，他是出名的孝子，宁可把不满和苦恼深埋于自己心中，也绝不惹得二老不高兴。他采取了折中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态度，既不拒绝、抵制，又无洞房花烛夜的欣喜，不冷不热，承认现实，委曲求全。这就使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处在一种心理矛盾的痛苦之中，一方面，向高堂二老表示：“为我大人牺牲，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另一方面，又严词诅咒家庭是个“黑窟”，“讨厌极了！”说：“我不肯结婚，逼迫我结婚，不肯养子，逼迫我养子……我不把他摆脱了，撞碎了，我将永远没有自由，永远没有生命！”
一方面他一再要求双亲送母亲去学习，甚至甘冒不孝之名，使用了“固执俗见”、“麻木不仁”等不太恭敬的语言，同时，以他新结识的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为例，鼓励母亲努力上进，说：“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女人并不弱似男人。外国女人是这样，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体现了对母亲无比关心。特别是1923年12月27日他告诉梁实秋，放寒假后“情思大变，连于五昼夜作《红豆》五十首（按：后来删成了42首）”。这些全部是叙述对爱人相思的情诗，诗里说相思像月光，“偷来匍匐在你枕上，刺着你的倦眼，撩得你整夜睡不着”；相思到“我们又自己放着眼泪，做成了这苍茫的太平洋，隔断了我们自己”。
但是，时隔不到一个月，1923年1月21日他在看完了郭沫若关于他与安娜夫人生活片段的短篇小说《未央》之后，又告诉梁实秋：“我有无限的苦痛，无穷的悲哀无处发泄，我只好写信给你了。”他说：“不消说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连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想再讲到女人了啊！实秋！我只好痛哭！”他呼喊“情的生活已经完了”，“一多已经烛灭笔枯不堪设想了”，他说他“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在艺术中消磨自己的生活”，恳求梁实秋答应与他“结邻而居，西窗剪竹，杯酒论文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仅仅不到一个月前还是那样的情意缠绵，此刻怎么会一下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感情？同年3月25日父亲在给我叔父的信中曾讲到爱国思乡诗“若出于至性至情，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难道《红豆》是“无病呻吟的情诗”？这也许是永远无法解释的谜！但心情如此矛盾、复杂就是父亲当时的客观事实。
11.回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32年暑期，父亲离开青岛大学，应聘回母校清华大学（1925年清华改为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从此再没有离开清华大学,其中七七事变前五年是在北平（这时北京已改称北平）清华园里度过的，其余九年除在长沙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外主要是在昆明。
父亲非常高兴能回母校任教，很快就到学校报了到，办好了手续，并在学校安排好了住房后将母亲和我们接到了清华园。父亲从1925年夏季回国到1932年暑期，前后整整七年，七年中父亲辗转了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工作变换了七次，生活很不稳定，每当得到一个新工作，就把母亲和孩子接去住在一起，每当他的工作变动了，他又把我们送回浠水老家。这样一接一送，七年中折腾了好几次，直到这次回到清华，这种状况才告终结。
七年中他的工作一直很不顺心，壮志未酬，反而经常遭到反对和排斥，再加七年中失去了两女一男三个爱子。因而，可以说这七年是他一生中失望、彷徨、苦闷，心情最不舒畅，甚至是最为痛苦的时期。1933年9月29日他在写给好朋友饶孟侃的信中称这段时期是“数年来痛苦的记忆”，说一提起来就“伤痛得流泪”。因此，回到清华后决心从此以后什么其他事情都不干了，就是一心一意埋头搞研究、做学问。
清华曾经请他担任中文系主任，他坚决拒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每天从早晨到深夜就是趴在他那张“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专心致志地埋头啃古书，查资料，写论文，深入钻研，片刻不停，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父亲决心埋头读书做学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在中文方面既没有特别深的资历，也没有很高的学衔，不下苦功在清华就很难站得住脚。清华大学聘任教授一般是很看重资历的，而他既不是中文系或中文专业的毕业生（清华当年只是个留美预备学校，课程不分科系或专业），又没混上一个博士、硕士的学衔、学位（他留美学的是美术，而美术家没有博士、硕士之称。）他的国学根底完全是在家中打下基础，以及后来刻苦自学得来的。
清华是父亲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地方，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特别亲切。这里环境清幽僻静，图书资料丰富，学术气氛浓厚，非常适合于读书搞研究。回到清华后，他很快就全力投入书山学海之中，精心从事学术研究。他告诉饶孟侃他制定了一个相当宏大的治学计划。这个计划的第一项就是编一部毛诗字典，也就是“将诗经拆散，编成一部字典”，注明每字的古音古义古形体（古形体是指甲骨文、钟鼎文、小篆等形体），说明其造字的来由，在某句中作何解释等。他告诉朋友这项工作已进行了一年，全部完成的期限当在五年以上。第二是进行楚辞校议，他想搞出一部“最翔实的楚辞注”。他告诉朋友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两年后可完工。第三，要对全唐诗进行校勘，校正原书的误字；第四，要对全唐诗进行补编，收罗全唐诗所未收的唐诗；第五，全唐诗人小传订补（订其讹误，补其缺略）；第六，全唐诗人生卒年考；第七，杜诗新注；第八，杜甫传记。
这个计划的确是相当宏大，能不能完成，父亲自己也没有把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父亲本着追根溯源，逐步扩展、逐步延伸的精神一步一步前进。他从唐诗开始，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怎样发展而来的，于是，他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由唐诗而延伸到汉魏六朝诗，再往后又伸展到先秦的《诗经》《楚辞》《周易》《庄子》等等，甚至更远古的古代神话，史前人类文化学。古诗文是古代社会的精神产品，其文字都是古文字，既难认难写又难读难懂，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读懂那些古代文学作品。为此，他的研究触须又伸向古代社会，古代神话，古代民俗等领域和文字学，音韵学领域。这就是他为什么要编《毛诗字典》的用意。可惜后来因抗日战争，这部字典没有完成。
从回清华到七七事变，虽只有五年，父亲在学术研究上却成果累累，完成了从一个著名诗人到一个博古通今的著名学者的过渡。
12.他并没有板起面孔对我们进行教育
抗战前在清华的五年，是父亲在学术上获得重大成果的五年，也是父亲一生中生活条件最优越，日子过得最舒适的五年。最初我们住在达园，后来搬到了西院，1934年又迁至新南院72号。新南院这套房子是带草坪的别墅式的平房，独门独院，红砖灰瓦，房间共有大小十几间，电灯、电话、电铃、冷热水等条件一应俱全，前有草坪，后有后院。草坪的外缘是一圈矮柏围墙，房前有一条宽约一米，长约十几米的煤渣路，直通矮柏围墙的栅栏门，把草坪一分为二，草坪的中央是一口大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这里远离闹市，听不到任何都市的噪音，是个难得的埋头治学搞研究的好去处。父亲对这个环境和房子很满意。每逢春回大地草坪泛青，翠竹泛绿之时，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盎然，身处其中，不由得倍感赏心悦目。当他工作得有些疲倦时，就到草坪上活动活动筋骨，晒晒太阳，吸几口新鲜空气，或者观赏一下爱竹、金鱼，蹲下来拔一拔杂草。这样，很快就消除了疲劳。冬天，这里又是另一番诱人的特色，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景色美丽得令人心旷神怡，空气清新得令人陶醉。父亲喜欢竹子，特地在窗前种了几丛翠竹，仆人知道父亲特别喜爱，管理也特别精心，长得十分茂盛，父亲隔三岔五就要来到竹丛跟前端详端详。后来逃难到昆明心里还总是惦记着这些竹子，抗战胜利了，吴晗、张光年等朋友先回北平，前来告别，问他有什么事没有，他没说别的，就是请他们替他看看那些竹子还在不在？长得怎么样？
多年来，经常有人问：“闻先生是怎样教育你们子女的？”据我自己的体会，可以说他并没有每日每时板起面孔对我们进行教育，但我们又确实是每日每时都在受教育。他是寓教育于日常生活之中。他对我们既有正面的灌输，又有熏陶和潜移默化，熏陶和潜移默化多于正面灌输；既有身教又有言教，身教多于言教；教育中有口头的，也有文字的；有批评训斥，也有表扬鼓励乃至奖励。从内容讲，既重视在文化知识方面不断给我们供氧、充电，又重视个人思想品德以及对国家、对人民责任心的培养、熏陶。
在我们的心目中，父亲既是严父又是慈父，说他是严父，是因为他对我们要求很严，他在我们面前总是保持着一种家长的尊严，轻易不苟言笑，更很少同我们在一起嬉笑玩耍；说他是慈父，是因为他对我们有一颗无比仁慈的爱心，他对我们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的成长都非常、非常关心，任何时候宁可自己吃苦受累，都要绝对优先保证我们孩子们的需要。父亲平时看书、讲课、搞研究、会客很忙，花在我们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比较少。正因为如此，他偶尔领着我们玩一玩，看看戏剧或电影，给我们讲唐诗等，都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长久不忘，以至于至今一提起来，仍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一样。
记得当年在北平的时候，有一个冬季里的一天，空中飘起了鹅毛大雪，一夜之间房顶上、树枝上，四周的矮柏围墙上，草坪上，到处都像是厚厚地铺了一层洁白色的鹅毛绒毯，非常漂亮。父亲被这神奇的美景感染得雅兴大发，忽然想起要堆雪人，把我们呼唤出来和他一起干。当时我和哥哥只有八九岁，一听说要堆雪人，非常高兴，但我们不知道怎么个做法，只是跟在父亲后头瞎忙活。记得先是滚雪球，当雪球越滚越大，大到比我们略高时，就用手或其他工具把它拍实，接下去父亲就开始起他那极富想象力的艺术创作了。父亲任何事不做则已，要做就特别认真。堆雪人虽然只不过是领着我们在雪地里玩，可他也非常投入。他是个专门学过美术的艺术家，因而堆雪人在他手上也就像雕刻家雕制塑像一样，修了又修，改了又改。大约半天的工夫，一个憨态可掬的白雪王子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了。这时，虽然我们的鞋和手套都湿了，脸蛋冻得通红，可是看着父亲的这个得意作品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喊又叫。这一天，草坪上格外热闹，连妈妈和弟弟妹妹也不时出来参观、助兴！以后几天，我们一起床就伸直脑袋隔着玻璃窗看这个白雪王子，有时还要溜出去和它亲热亲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