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大学教育理念的现代意蕴

　　一、学科设置理念的前瞻性及现代蕴涵

　　闻一多在大学学科设置上的主要理念是中西调适与交融。他在《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大学学科设置中有“中西对立,语文不分”的弊端,即把中国文学系与西方语言文学系对立起来。他认为,文学系应包括中国文学、西方文学、东方文学;语言系应独立,包括汉语、英语、俄语、东方语言等。理由很简单,目前的哲学系既讲中国哲学,也教西洋哲学,并没有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分成两个系。而将中国文学、西方文学分成两个系,使中西文学不能很好对比、互相吸取,同时容易产生偏颇的弊病:既有“极端守旧的国粹派”,也会有“假洋鬼子”。因而,闻一多认为,这种分隔“对于真正讲通融会中西文化的工作,大概不会起任何作用;因此,在历史演化的进程中,许多原来中西分设的学系都合流了,直到今天,文学语言仍然是中西对立,各不相干的两系”①。闻一多是从近代化的视角提出他的中西文学融合观的,目的是自主地接受本国文学与吸收西洋文学,使二者能够较好地融通,达到相互吸取与借鉴提高的目的。

　　基于“中西交融要以本民族为本位”的立场,闻一多还提出在教学设计、过程安排上要切实注意均衡设置与发展,不能为强调一面而偏废其它。就清华学校来说,闻一多认为弊病是不重视中文课。他曾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一文对此加以严正的批评:“在英文课堂讲诚实、讲人格,到中文课堂便诱骗欺诈、放僻嚣张,丑态恶声,比戏院、茶馆、赌博场还不如。才吃过一餐饭,便把那骗洋人的假面具扯破了,展出中国人的真相来了。这样还讲改良、讲自治,不要愧杀人吗?”② 因而,他上清华学校以来,每年暑假都回家乡苦读两个月中国古代典籍,真正地做到了中西结合中西融汇。但闻一多并没有矫枉过正,他对中国传统中所存在的封建因素及不良影响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我念过了几十年的经书,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因为那是封建社会底下的,封建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儒学就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的。他们要把整个社会弄得死板不动,所以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读书经验和心得,他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他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③

　　闻一多对学科设置的阐释是建立在其对当时大学学科设置的深入了解和中西对比的基点之上的。因而,当时闻一多的一些同事对之非常赞赏。至今,闻一多指出的中文系学科设置的问题及忽视中文课程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甚至矛盾更为突出。如当前大学生对英语的偏重及对中文课程的漠视。而且,若从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来看,闻一多在当时提出的这些理念也是当今西方理论界所倡导的知识管理理论的要义所在。这些均显现了其观念的前瞻性和现代意义。

　　依照知识管理理论,在同一学院内使不同的学科专业相互交叉融合,不仅有利于不同学科知识的交流和共享,也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以此来观照闻一多提出的大学学科设置中 “中西对立,语文不分”弊端,即把中国文学系与西方语言文学系对立起来的阐释,可以发现闻一多较早地注意到了二者对立所造成的中西文学不能很好对比、互相吸取的弊病。

　　二、教学实践中现代教育观念的彰显

　　闻一多在大学教学中注重以学生为主体,他曾说过:“我们把眼光放开看,我们是社会的一分子,学校是社会中的一种组织,我们应该改良社会,就应从最切近的地方——我们的学校做起点。学校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的旅馆。学校之中,学生是主体,职员、教员、校役都是客体。对于学校,我们不负责任,谁负责任呢?有人自视为社会的旅客,就失了做人的资格;有学生自视为学校的旅客,就失了做学生的资格。”④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校因学生而存在,教师的教育活动要以学生为中心而进行,教育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成才的需求,注重对其能力与实践的指导。同时,不断提升学生的主体地位,也是现代教育所要求的。闻一多对学生实践与能力的创新精神培育即是在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前提下进行的,他本人对此不但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在教学实践中着力践行之,凸现了其大学教育理念的现代意味。传统的师道尊严思想形成了一言堂单边式教学,抑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而现代教育要求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平等,鼓励学生敢想、敢说、敢问,并敢于发表与教师不同的意见,教师适时地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使教师教、学生学的双边互动效应得到充分体现。闻一多曾说:“我一直鼓励同学要独立思考,敢发异论,要经得住不怕荒谬绝论的考验,去争取妙绝千古的成就。”⑤ 他在教学实践中也真正贯彻了这一思想,闻一多的这一理念在无形之中也被学生所接纳并自觉地依之行事,闻一多当时的一名学生就回忆说:“我在大学三年级中文系的专业课程中,选修了先生讲授的专书选读——《楚辞》。按照当时系里的规定,专业课的第一学期要作五千到一万字的读书报告,作为学期的考查成绩。事前听老同学们说,闻先生的成绩考核,爱的是奇谈怪论,你要是堆砌书本材料,保险拿不到高分。”⑥

　　因而,闻一多在教学中不是简单地单向输出,而是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在教学中引导、启发学生,着力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闻一多在中文系讲授《名著选读》、《文学史》、《唐诗》、《英国诗歌》等课程。在教学中他考证翔实,不囿旧规,富有创见,很受学生的欢迎,而且常常以许多新鲜见解而使人耳目一新,有时连朱自清都说闻一多的见解大胆得吓人。对于一般人觉得通行的见解,他总是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质疑。所以,听他的课很富于启发性。

　　闻一多尤为强调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与实践能力。他在讲授《诗经》谈到诗歌与民间歌谣的关系时还以此教育学生“知识不全在课本里”,并告诉学生:“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⑦ 闻一多与学生们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在艰苦跋涉中坚持指导学生收集民间歌谣。这种实践教学做法体现了现代教育界提出的“活动教学”的理念。闻一多还积极关心学生的课余文艺活动。他一直认为这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环节。

　　闻一多在大学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及活动教学理念旨在加强对学生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在对中国封建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对比中,闻一多认识到大学教学要培养青年重实践,有进取的创新精神。他说:“旧君子之旨主静,静则尚保守;其弊不外徒言道义,而甚少实践;马迁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者是也。新君子之旨主动,功则尚进取,其学以博爱为本,而体诸人群日用之间。”⑧ 闻一多巧妙地将其人才培养理念融于课堂教学之中。他在讲解《诗经》时,要求学生要能背诵全文,关键还要求学生自己动手作注。他让同学找出《诗经》中的一个字,将这个字在《诗经》中的所有用法都查出来,然后运用工具书去作注,以此培养学生训诂方面的独立工作能力。

　　三、人文精神融注与宣扬的时代意义

　　人文精神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怀,对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现象的高度珍视,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价值导向。闻一多以诗人、学者而扬名于世,其在大学教育及教学中充溢着人文精神的意蕴。闻一多对大学教育中精神培养的缺失深为忧虑,在注重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他呼吁精神的传承与培养。他主张以发达的精神生活来调剂过度的物质生活的流弊,因为他痛心于我们连最下乘的精神也得不着,那么长此以往只好让我们慢慢变成禽兽了。“学校只管天天在科学记分法同实效试验上推敲,于我们的知识同身体,倒都照料得很周到,可是对于我们精神上的训养,满没有理会。上次有个赖大夫演讲‘心灵的卫生’,真乃破天荒的大奇事。从卫生上去劝人讲道德是否完善的方法,还是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再等几年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福音呢!”⑨ 闻一多对人文精神的重视可见一斑。

　　传统文化是先辈留传给我们的精神资源,针对大学教育中崇洋媚外,抛弃传统的现象,闻一多在教学时注意引导学生不要忘记传统,甚至讲“现代英美诗”时他也融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教育。闻一多对传统文化的推崇不是基于一时性起,在五四时代他就以另类的姿态热情呼吁“振兴国学,扬吾菁华”。而且他对传统文化精神的推崇主要侧重于“德”与“美”的方面,相近于我们今天倡导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培育无法抛弃时代的场景,应与时代步伐相随而行。闻一多讲课时,常常将文学与现实问题专门联系起来讲授。比如他在发现了田间的诗之后,就在《唐诗》课上集中地介绍,将田间的诗歌与当时的抗战结合起来,使学生耳目一新,精神上也得到了熏染。

　　闻一多早年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在当下仍有其积极意义,而且正以其日益凸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现代高等教育在赋予了学生更多的知识积累的同时,却忽略了学生心灵的完善和精神的建构。在知识传授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缺少了人文精神的传承,其直接后果就是教育价值的丧失,这种被我国部分学者称之为“教育异化”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闻一多所生存的时代正处于中国社会向现代迈进的征程之中,当时对西方大学教育的模仿与移植也成为中国大学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但这种在中国传统之外的移植也随之生发出诸多问题,最显在的弊端就是民族特色的缺失导致了内在发展动力与潜力的荒芜。因此,中西教育理念及教学内容与方法的融合应是中国大学教育在向现代过渡阶段所应选择的合理向度之一。就学科设置与教学安排而言,在中国近代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传统学术的现代化和西方学术的中国化当是其关键所在,而实现这一目的的路径便是交流、融合。朱自清先生就曾说过,新文学和新文化趋向现代化,需要比较的研究来加速它。闻一多在学科设置中的中西调适与融合以及在教学安排中对中文课程的重视都表明了他对现代大学教育的积极思考与探索。他的思考与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中西学科的比较以及交流与知识共享,同时张扬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随潮流盲目而动。因而,闻一多的思考是对现代中国大学教育的理性审视,同时也是对斥责传统的时代倾向的理性审视。这种理性审视在近现代中国走向现代的征途中是欠缺的,因而它不仅仅对大学教育,同时也对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如何对待传统以积极启示。

　　闻一多先生的大学教育理念虽然不成系统与体系,但其所彰显的现代意蕴对于我们当前的大学教育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注释:

　　① 闻一多:《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二系机构刍议》,《闻一多全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89-490页。

　　② 闻一多:《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刘烜选编《闻一多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③ 闻一多:《五四历史座谈》,《闻一多全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36-537页。

　　④ 闻一多:《旅客式的学生》,《清华周刊》1920年第18期。

　　⑤⑥ 参见郑临川《永恒的怀念》,刘烜选编《闻一多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252页。

　　⑦ 刘兆吉:《恩师辛劳永放光辉》,《刘兆吉诗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⑧⑨ 刘烜选编《闻一多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0页。

　　许祖华 孙红震　《江汉论坛》 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