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平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闻一多不得不于 1937 年 7 月 19 日告别古都，告别他所供职的清华大学，拖儿带女南下武汉。由于行时匆忙，出门时只带了一点随身的东西和两本古籍：《三代吉金文存》、《殷虚书契前编》，其余一切细软包括妻子的陪嫁首饰都留在了清华园内。在火车站，他碰到了在青岛大学教书时的得意门生臧克家，臧克家问：“闻先生的那些书籍呢 ? ”闻一多颇有些伤感地回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又算得了什么 ? ”言谈中充满了无奈和悲凉。
闻一多几经辗转，终于抵达已成临时抗战首都的武汉，一家人住在武昌磨石街新 25 号闻氏家族在汉购置的老宅内。这是一幢二层小楼，院内有一个很窄很长的天井。生活安顿下来之后，闻一多又一头埋进了古书堆里，天气太热，他就打个赤膊，在楼上看书写文章，很少下楼。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他着手编纂金文分类目录，获益不少。其间不时有学生、同事、朋友来访，大家在一起交流时局信息，感叹时势艰难，只有在临分别时闻一多才下楼将客人送至门口。
1937 年 9 月的一天，在武昌的一家大酒楼上，闻氏家族正在这里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新郎陈文鉴是闻一多的外甥，新娘闻立珠是闻一多的侄女，兼为舅父和叔父的闻一多是这场婚礼的主婚人， 6 岁的闻立鹏和 5 岁的闻名兄妹则被安排给堂姊牵握婚纱。傍晚时分，婚礼刚刚开始，外面就拉响了空袭警报，紧接着电灯熄灭了，大厅内一片漆黑，许多客人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只听闻一多在黑暗中高声宣布：“婚礼乃人生的大事，不能因为小日本骚扰一下就中止举行，希望大家保持镇定。”闻一多的处变不惊给了来宾信心和勇气，大家很快安静下来了，继续聆听主婚人的致辞。没过多久，解除了警报，电灯复明，众宾客依次入席，婚礼始终充满着喜庆的气氛。
1937 年 10 月 20 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给闻一多寄来快信，称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在长沙组成了临时大学，敦请其“前来临大任课，此利教务。”于是，他即刻奉召，辞别家人，动身赴长沙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回过武汉，直到以身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