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馆长寄语 

　　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标，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传承与希望的象征。它定格了一段红色记忆，寄托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嘱托和期许。期待每一位网友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力量，追寻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标

　　1972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托武汉市文物部门专程赴京送上一份关于八七会议情况的资料征集提纲转给了邓小平，他很快就作了答复：“关于党的八七会议，当时我是党中央秘书，是参加了的。当时，由于汪蒋合作反共，白色恐怖严重，所以会议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

　　“到会的大约只有20多人（准确数字不详），分三天由交通员分批带到会场，到后即睡在那里，不能外出，会后又分批撤走，吃的是干粮（面包等）……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长篇报告，改组了政治局。当时政治局如何改选的那些人、我不记得了。但是八七会议后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周恩来、张太雷等人。”

　　事隔45年，个别地方记忆有误是难免的，但对照后来陆续征集到的八七会议记录、八七会议通过的文件等档案资料以及其他会议参加者的会议材料来看，邓小平记忆力很强，他的回忆基本准确、可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

　　邓小平提供的宝贵史料和李维汉、陆定一两位亲历者回忆的情况互相印证，帮助找到并核定了八七会议会址，推进了八七会议文物资料的全面征集和会址的复原陈列工作。经中共武汉市委同意，1976年初步复原了八七会议会址，暂作内部开放。

　　1978年，武汉市文物部门为了恢复会址原貌，进一步筹备八七会议辅助陈列和复原会址时，又请邓小平回忆。3月25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外宾接待室，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文教办主任邓垦向在京的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先铭说:“昨天我见到邓小平同志，请他看了八七会议复原的照片，邓小平说：‘没有餐桌和台布，根本说不上吃酒的样子，桌子、凳子都不整齐’，他还强调说，‘搞这个纪念馆，就是为了革命传统教育，宣传会议解决什么问题，完成了什么历史任务。复原要体现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

　　于是，武汉市文物部门按李维汉、邓小平的共同回忆复原了会场，并遵照邓小平关于办纪念馆的指示精神，设计辅助陈列方案和编写解说词。八七会议纪念馆于同年8月7日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正式对外开放。

　　1980年3月，李维汉同志又一次来到八七会议会址参观并看望工作人员。在座谈中，他再次回忆了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当纪念馆的同志请他题写馆名时，他谦虚地说：“我不能题，我请一个人给你们题。”后来，纪念馆收到邓小平1980年5月20日在北京家中亲笔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题字的邮寄件，才知道，李维汉回北京后，是请邓小平为会址题写馆名。

　　1994年11月，该题字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历史（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1980年3月八七会议代表李维汉同志来到八七会议会址参观并看望工作人员。在座谈中，他再次回忆了当时的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当纪念馆的同志请他题写馆名时，他委婉地拒绝了，但表示回北京后，会“请一位更合适的人题写”。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同志回访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对复原陈列提出了指导意见。后来，纪念馆收到邓小平1980年5月20日在北京家中亲笔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题字的邮寄件，才知道，李维汉回北京后，是请邓小平为会址题写馆名。

　　1994年11月，该题字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历史（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副馆长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