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明馆

　　馆长寄语

　　曾侯昃剑宛如一位沉睡的勇士，历经岁月的沧桑，依然散发着坚韧的气息。错金银的铭文镶嵌在青铜的深邃之中，闪耀着迷人的光芒，仿佛能够穿越时空，触碰那遥远的过去，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探索它所承载的往昔传奇。

　　长江文明馆（武汉自然博物馆） 曾侯昃剑

　　剑是短兵之祖，古之圣品，至尊至贵。这件青铜宝剑的形制是典型的越式青铜剑，剑身完整，薄格。剑长67.2厘米，剑身最大宽度4.9厘米，重1.143千克。

　　剑身在近锋三分之一处束腰，略扩宽后渐收至锋尖。中脊线隆起，两从斜弧。剑茎为圆柱体，上有两道凸箍，剑首为玉璧型。剑身通体光素，无明显锈蚀痕迹。刃部可见细微的锯齿状缺口，似为使用痕迹。剑茎凸箍上饰细密的夔纹，夔纹以凸弦纹组成，弦纹凹入部分残存绿松石片。复杂的装饰工艺彰显出了该剑制作者高超的铸造和镶嵌技术。除了纹饰工艺复杂，这把宝剑上的铭文更能体现其价值，它是当前首件铸有曾侯之名的青铜剑，我们也称其为“曾国第一剑”。

　　剑身铭文共计28字，分布于剑格与剑首之上。在“一”字型剑格之上铸造出宽度仅为2毫米，且布局规整、书体流畅的铭文，这对制剑者的制作工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亦从侧面彰显出了器主身份地位的非同寻常。值得注意的是，剑格正面与反面的铭文分别为“曾侯子昃”、“自作用剑”，这成为了我们辨识器主身份的关键信息。“曾侯子昃”采用了“曾侯＋子＋私名”的命名方式，与两周之际出现的曾侯仲子斿（yóu）父鼎所见的辞例相似。由此，基本可以理解“曾侯子昃”所表达的器主身份，“曾侯”表明其为一代曾国国君，“子”或表面其在继任国君之前乃是曾侯之子，但此处对其行辈信息加以简省，因此我们难以获知，“昃”即器主私名。“曾侯子昃”表明该剑的器主或与曾国国君存在密切关联。

　　剑首铭文与剑格的风格不同，是装饰较强的鸟虫书。因铭文不甚清晰，自2010年开始，就有不同的专家学者考究其铭文内容，最早对这十二字铭文开始研究的是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曹锦炎教授。他将这12字铭文顺时针读作“昃自作之，吉玄铝，侯曾剑之用”，吴镇烽先生将此铭文收录于《商周青铜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中，自2021年开始我馆藏品研究人员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学者对这把剑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检测研究，也同样认可了曹锦炎教授对铭文的解读，我们对这把宝剑拍了高清的铭文照片，并将相关研究内容撰写成了研究论文《长江文明馆藏曾侯子昃剑初探》,于2022年5月发表在《江汉考古》上。这篇研究论文吸引了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翟静雯的关注，她根据我馆论文中提供的铭文高清照片，对铭文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同年6月，她在《江汉考古》发表了一篇《曾侯昃剑铭文考释》的研究论文。并认为这12字铭文应该逆时针读作“曾侯昃以吉金自作元用之剑”。12字铭文为隔字分错金、银，因此铭文呈金黄色和灰褐色。部分文字表面因填有朱砂，因此呈红色。

　　根据X射线探伤检测和肉眼观察表明，曾侯昃剑是先铸剑身，再铸接剑格及其以下的剑柄部分。青铜剑作为一种青铜兵器，需要刃口有比较高的硬度，而剑脊具备较好的韧性。中国古代工匠已经能够根据青铜兵器不同部位硬度的要求来选用不同的合金配比，从而铸造出青铜复合剑。我们运用手持荧光光谱仪对曾侯昃剑中脊、刃口和剑茎的合金成分进行了测量，不同部位铜、锡、铅的合金配比均存在明显差异，表明曾侯昃剑的剑脊与刃部乃分铸而成。

　　通过对曾侯昃剑上述铸造特征的观察，我们可以明确该剑的剑身与剑茎、剑首等部件为铸接而成，剑刃与剑脊乃是采用不同合金成分的铜料进行分铸。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复原铸造曾侯昃剑的工艺流程：制作剑脊模型→制作铸造剑脊的陶范→制作铸造剑从的陶范→铸造青铜复合剑→铸接剑格、剑茎、剑首等部位。

　　剑格上为阴纹，笔画流畅自然，有书写所特有的笔锋痕迹。因此剑格铭文当属铸前作铭，即在浇筑之前就在剑格陶范上准备好了反书阳文，浇筑完成后即形成了剑格上的正书阴文。由于浇筑之前，陶范上的铭文是凸起的，其制作在逻辑过程上既可能是通过模件翻到陶范，也可能是直接在陶范上塑出。曾侯昃剑剑格宽度仅为2.6毫米，长度5.1厘米。在如此狭小的空间要用陶土塑出8字铭文，确难以完成。因此我们推测，剑格铭文更有可能是通过模件翻制到陶范之上而形成的。

　　我们还运用手持荧光分析仪对其剑首12字鸟虫书铭文的金属成分进行了检测，其为隔字分错金、银，因此铭文呈金黄色和灰褐色。部分文字表面因填有朱砂，因此呈红色。错金银铭文工艺是在预留的凹槽内镶嵌金、银丝，然后对镶嵌后的金银丝表面进行磨错，使器表在镶嵌金银丝后趋于平整光洁。该剑首错金银迄今保存较为完好，除个别字局部因锈蚀漫漶之外，铭文主体清晰可见，尚未见金、银丝脱落于预留的凹槽之内。

　　曾侯昃剑凸箍上的绿松石片，应为凸箍夔纹铸造完成后，依据夔纹间凹槽的大小，将绿松石打磨成小片镶嵌其中，并以漆或桐油一类的粘接剂进行粘接。因树胶为有机物，日久则失去了粘接作用，因此当前剑凸箍上的绿松石片大部分已经脱落。

　　由该剑的形制特征，可以推定其年代应与吴越系青铜剑C型剑的年代相当，即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而剑身铭文表明其器主为一代曾国国君——曾侯昃，这为我们判定器年代信息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依据。张昌平、徐少华、方勤等学者，此前已经依据随葬品的形制特征，对历代曾侯的世系进行了推定，基本可以得出曾侯昃→曾侯得→曾侯舆→曾侯戉阝（音同越）→曾侯乙的序列。依据曾侯乙墓内出土的一系列文字材料，曾侯乙墓下葬于战国早期的公元前433年或稍后不久。若曾侯昃为早于曾侯乙前四代的曾侯，则曾侯昃剑的铸造年代基本可以推定为春秋晚期。

　　这把青铜宝剑制作精良，保存良好，对研究曾国历史颇有意义。同时，为探究东周时期曾国与吴、越国的交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长江文明馆馆长陈修家]